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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论争:“浪漫主义”VS“现实主义”  

2007-11-27 04:51: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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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论争:“浪漫主义”VS“现实主义”
袁晓明

  这些年,在中国思想界、知识界,“主义”之词颇为流行,自由主义VS保守主义,又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再加上文化保护主义。“左与右”也是时髦的称谓,谁是左派,谁又是右派,当然也有新、旧之分,新左派以及新右派。此外,每一次大的思想论争都可以用“主义”和“左右”来定义和描述,甚至前一段一个杂志更换主编也都源于和反映出新左派VS自由主义的斗争。
  那么,在这次轰轰烈烈的贫富之争中,又应该用什么主义或派别来定义和解读呢?自由主义VS保守主义?左派VS右派?我实在觉得难以用这样的定义来解读,因为贫富之争更呈现出一种混战的状态,你中有我以及我中有你,也的确难以分辨对立的阵容。如果非得要用“主义”来看当前的贫富之争,应该可以借用“浪漫主义”(Romanticism)VS“现实主义”(Realism)来进行解读。
  那些愿为穷人说话的一边更具浪漫主义的色彩,而等愿为富人说话却更有现实主义的味道。我之所以讲“借用”,是因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原本是文学流派(尤其是浪漫主义),用来描述贫富这样的政治和经济理念之争当然就是一种借用,不能在学术上对号入座,但我发现,浪漫主义VS现实主义却给出了非常恰当的比喻。
  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主观内心世界”、“理想世界”、“热情奔放的语言”、“夸张的手法”,为穷人说话的阵营这边具有这样的特点。
  当然,我指出“主观内心世界”、“理想世界”等特点,并非是说为穷人说话没有现实的基础,相反的是,在贫困线人均年收入不到700元的国家,并且,由于受户口的限制,穷人不能自由选择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无论从哪方面讲,穷人都太需要为他们说话的现实,但那些谴责茅于轼、为穷人说话的人却并非考虑到现实,基本上是从主观的内心出发,选择了“夸张的手法”把茅于轼当成当今穷人的最大敌人,并试图用“热情奔放的语言”让穷人听得舒服,当然,为穷人说话也是理直气壮,把茅于轼骂过半死,也不会有任何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为穷人说话是没有错的,即便话说过了头,那也是为穷人着急所致。
  没错,当穷人读到那些为他们说话的文字,听到那些在“批判会”(为穷人说话的座谈会)上对茅于轼的谴责,穷人们应该高兴,但那些为穷人说的话却没有转化为穷人权利的途径,那就是为穷人说话之“浪漫主义”的根本所在。在一个有从下至上的民主程序的社会环境里,精英们在媒体上为穷人说话就能起到不一样的作用,为穷人说话与公民的选票配合起来去实现话语的诉求,现实地讲,当今中国还没有那样的社会环境,穷人并不能把报纸当成选票去“威胁”官员,因此攻击茅于轼、为穷人说话能起到的作用就是情绪的浪漫发泄,还让穷人们误认为“浪漫主义”者们就是他们的代言人。
  “现实主义”并非只局限在文学的范畴,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可以应用到其他的领域,茅于轼等人所表现出的是社会与经济方面的“现实主义”,茅于轼等人要为富人说话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应该有这么几条:一是中国富人的产生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产物;二是市场经济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最成功的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不能放弃,哪怕并不健全的市场经济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三是中国社会千万不能再来完全重新洗牌的变革,哪怕是富人的财富积累的来源不法;四是帮助中国穷人的主要途径是发展中国经济尤其是私有经济,发展经济并能够扩大中产阶级的队伍,也能帮助穷人脱贫;五是谴责富人、为穷人在媒体上大声说话改变不了现实,因此茅于轼坚持要多为穷人办事。
  在我看来,茅于轼等现实主义观点主要来源于他们的经历,为穷人说话阵营的一边几乎没有人经历过
半个世纪前那样的全社会重新洗牌的年代,茅于轼等却是对那样的年代有亲身的经历,他们不愿意再看到中国经历那样的年代,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重新洗牌都并非带来预期的结果,其实都是历史的循环。茅于轼等相信,虽然变革之中资本的原始积累不公平,但社会财富的流动最好通过经济的发展去进行,也就是说,不能够去把钱直接从富人的账户上把钱转移到穷人的口袋,富人除了消费外,也会投资到资本市场,更有一大批富人企业家可以通过发展经济、创造就业为穷人带来好处,这一部分企业家富人也就是茅于轼等最愿意为其说话的了,因为茅于轼明确地讲,他是要为合法的富人说话,他并且非常看重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可那些为穷人说话的人讲了,中国除了姚明等从美国NBA致富的外,其他富人恐怕就难说财富都是合法的了,这话说得没错,也很有道理,但问题是,应该怎么处理那些没有姚明那么纯洁的富人,全都给戴上测谎仪拷问财富的来源,最后将非法所得收回国库,那应该是最为公平,可除了重新洗牌外,那也就是“浪漫主义”的一个理想而已。
  茅于轼等知道市场经济对中国的重要,他们应该不仅只看到市场经济对发达国家的贡献,而且看到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成功,更看到一些民主国家拒绝市场经济的后果,比如印度曾经没有执行市场经济,致使经济落后和人民贫穷,哥伦比亚正在抛弃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外国和私人资本开始大量外流的局面,这两个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拒绝都是为了给穷人寻求公平,但在长远上都将给本国穷人带去更大的贫穷。因此,茅于轼等相信必须继续保证发展市场经济,尤其是发展私人经济,这就要求对富人的保护,其实主要是对富人财产权的保护,私人经济的发展会给更多的穷人一些机会。茅于轼等的本意是要保护富人的合法财产,可中国富人的财产状况非常复杂,要保护富人的合法财产,也同时可能保护了一些富人的非法财产,那不应该是茅于轼等的初衷,但也是不得已要接受的现实,因为他们是“现实主义”者。
  总的来说,为穷人说话的“浪漫主义”一边站在了为穷人说话的道德高地,他们为穷人说的话都是正确的,因为话都可以说得非常理想,但为富人说话的“现实主义”一边却有不少错误,因为现实本来就有许多的问题,许多富人就是财富的原罪,因此要面对现实、利用现实、改变现实,就必须接受现实中的一些问题,那也就招来了“浪漫主义”的谴责,给了“浪漫主义”谴责的把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茅于轼等似乎是对遭受谴责做好了准备,因为他们相信“现实主义”应该是中国发展的道路,哪怕得一些骂名也在所不惜,但茅于轼等需要知道的是,他们的“现实主义”还是停留在经济的层面,他们的“现实主义”也挡不住继续的腐败,当今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政治与经济改革两条道路需要并行的阶段,因为表面上穷人是经济上的贫穷,其实从根本上是权利上的贫穷,那却是“现实主义”不能解决的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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