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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需要文化、传统、宗教滋养  

2007-08-03 00:45: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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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需文化、传统、宗教滋养
袁晓明
    
  美国专栏作家丹尼斯.普瑞革曾写过关于价值观体系的系列专栏,题目是《为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体系做证》。普瑞革以这样一段作为系列专栏的开场白:“在当今世界,......,有三个价值观体系在相互竞争,一是欧洲世俗主义的价值观体系;二是美国的犹太.基督教的价值观体系;三是伊斯兰的价值观体系。”
  普瑞革是我尊敬的美国当代思想家之一,可他这样三足鼎立的论点似乎有一个很大的空白,那就是他根本没有提到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难道普瑞革不相信中国有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在他的系列专栏中,普瑞革分析和比较了世俗主义、犹太.基督教、以及伊斯兰三大价值体系的一些重要区别,作为美国保守主义的思想家,普瑞革相信犹太.基督教的价值体系是指导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最好的价值体系。
  在我看来,普瑞革未提到中国的价值观体系,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认为中国没有向世界推出参与竞争的价值观体系;二是尽管他认为中国人有自身的价值观体系,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体系被外来价值观体系所替代。
  事实上,如果把时间倒回半个多世纪,可以看到的是,中国一系列革命运动一步步地拿走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体系,最终,中国传统价值观体系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正是普瑞革提到的欧洲世俗主义价值观体系。
  欧洲世俗主义来源于欧洲社会对神权的否定,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欧洲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不再相信在人之上还有上帝,比如福尔泰相信一切都可以通过推理达到,道德标准也都能来自于人的逻辑和推理,达尔文的进化论似乎又从科学的角度给出了无神的答案,达尔文还让他们彻底地抛弃了作为被造物的身分,按照进化论,人是自我创造的创造者。卢梭为了让人从犯罪感中解放出来,他宣称人生来本是纯洁无暇,这就为无神世俗主义提供了另一个理论基础,即人的内心能够确定对与错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马克斯和恩格斯的理论也是欧洲世俗主义的产物。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开始了对欧洲世俗主义价值观体系向中国的引入。后来中国的革命家们的一系列革命,试图建立起现代中国社会体制。本来,向中国封建的传统价值观体系挑战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事业,中国传统价值观体系也需要改革,但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一是对传统价值观在社会和家庭层面上的全面废除;二是在政体上保留了传统的色彩;换句话说,一方面的废除,另一方面的保留。
  由于以上两方面的特点,过去几十年,现代中国价值观体系完全是通过政府的管理,因为中国的革命者们不相信价值观可以来自宗教、文化、传统,他们相信可以单单从革命的理念之中建立价值观体系,包括那些与宗教、文化、传统相符的价值观,也都要打上革命理念的烙印,因此政府就成为了价值观体系的来源和维护者,便切断了价值观体系与传统、文化、宗教的一切联系。
  在政府和理念管理的价值观体系之下,做正确的事情就为了政府理念的实现,比如,雨夜送一位老大娘回家,那并非是帮助别人的价值观的体现,而是为实现革命理念尽了一份力,如果一个人在河里救起一个人来,救人者不能简单说救人是做正确的事情,而需要说救人之前眼前闪过了多少英雄的形象等等。此外,为了以榜样来维护理念下的价值观,政府树立了一系列的英雄的人物,希望那些英雄人物能够帮助维护理念之下的价值观体系。对于违背价值观的行为,政府可以对人进行惩罚,比如,犯奸淫的女人被游街示众。事实上,在政府管理一切的时候,尤其是全社会所有人都必须认同一个理念的情况下,政府管理下价值观体系也在有效的运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有人会感叹多年前中国的社会风气更好的原因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政府不仅放宽了经济的管制,而且在价值观体系的管理上逐渐放松,除了在政体上的价值观没有多大改变外,政府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价值观交给了社会、家庭、个人,这是非常大的改变,大到社会不能承受的程度。一方面,政府的放松给人一定的自由度,这其实是件好事,个人对价值观的遵循可以不再为了什么主义,当今的中国人可以说不再为什么主义去做正确的事情,家长可以把孩子培养成好公民,而不需要是什么事业的接班人;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并没有可以承担价值观体系的能力,这怨不得中国社会,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社会并没有承担维护价值观体系的责任,在政府放弃管理人的价值观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价值观体系的空档。当今中国,政府不仅不再管理价值观体系,而且一些官员们的腐败更成为价值观重归社会、家庭、个人的一个阻碍,因为许多人可以将腐败作为自己不遵守道德标准的借口。
  当今世界,很少有社会如中国社会那样彻底地切断了价值观与宗教、文化、传统的关系。尽管欧洲流行世俗主义,但欧洲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了宗教以及文化与价值观体系的关系,比如瑞典也是社会主义,基督教的价值观仍然深深地影响瑞典社会。日本是另一个例子,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的社会,但日本的价值观体系并没有从传统上切断,非常现代化的日本社会仍然遵循传统的价值观体系。美国社会更是这样,虽然美国也是革命的产物,美国也是一个世俗的宪政国家,但美国是一个有犹太.基督教的价值观体系的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社会学家韦伯写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专著,其目的就是接通资本主义制度与新教价值观体系。
  最近,雇佣奴工的黑窑事件发生后,学者秋风撰文《黑窑场现象的文明源》,秋风指出:“缺少儒家文明教化,其为追求财富而进行选择的时候人性之恶肆无忌惮地呈现出来,普通乡村民众精神荒漠化,对于种种反人道行为熟视无睹。”其实,我注意到秋风在他的写作中多次提到中国社会需要提倡儒家文化,更准确地讲,秋风希望儒家文化能帮助中国社会重建价值观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我认同秋风的观点,我相信要解决黑窑那样的问题,需要从制度等方面着手,更有价值观体系的因素,但问题是,儒家文化担当不起重建中国社会价值观体系的重任,中国社会价值观的重建需要与宗教、文化、传统的全面连通,因为价值观体系本身就源自宗教、文化以及传统。
  因此,在当今中国的特殊情况下,要重建中国的价值观体系,一方面政府要通过改制去防治腐败,建立机会公平的竞争平台;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急需连通价值观体系与宗教、文化、传统的桥梁,尤其是发挥宗教信仰在建立和维护社会价值观体系上的作用。
  
  (部分内容发表在《东方早报》,此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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