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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高学费救济穷人是在造成新的不公  

2008-01-24 22:50: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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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高学费救济穷人是在造成新的不公
袁晓明
 
  经济学家张维迎曾说高学费对穷人有利,因为提高学费收来的钱可以补贴给穷学生。最近,茅于轼也说:“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
  由此看来,中国两位知名的主流经济学家有两个共同的观点,一是大学的学费需要上涨,二是涨的学费可以用来补贴穷学生。许多人对于第一个观点已经给予强烈的抨击,可是对于第二个观点,几乎没有人提出什么异议,因为更富裕的学生所交学费的一部分再分给穷学生,那似乎一个很公平、很正义的程序,也无疑成了张维迎、茅于轼“用提高学费救济穷人”的崇高动机。
  但是,在“救济穷人”的崇高动机下,张、茅的高学费方案却会造成新的不公平。为什么?道理很简答,大学从一个学生的手里收进学费,再将其中的一部分送到另一个学生的手里,那就是在造成不公平,这比税收、国资收入作为大学经费有更大的不公平。
  这里暂且认同“提用高学费救济穷人”这样一个“公平”和“正义”的逻辑,那么,按茅于轼的统计数据,80%的大学生中真正的富人家庭有多少,我认识的朋友中有真正的富翁,但大多数人是普通收入的工薪阶层,大学的学费已经是家庭最大的收入,许多家长把退休金都放进去了,让这样的家庭支付更高的学费,并以其中的一部分去救济穷人,那就是在造成新的不公平,再进一步讲,即便高学费救济穷人对富裕家庭影响小,那也是不公平的做法。
  大学教育并不象修桥铺路那样的公用设施,接受大学教育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投资之一,在将来是会给投资者带来有形和无形的回报。即便是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大学教育也不属于培养国民素质和文化的普遍教育,接受大学教育是一种投资回报。同样的,在中国,大学教育更应该是一种投资,并非是国民素质和文化的培养,中小学教育才是国民文化和素质的培养,国家有责任对全体公民施行免费的义务中小学教育,但接受大学教育却必须是一种个人投资回报的选择和行为,拿一个家庭的钱去为另一个家庭做投资回报自然是极大的不公平。那么,国家和社会需要不需要帮助那些没有能力做出这样投资的穷人?当然需要,尤其是在中国这样有巨大国有资产收入的国家。
  在任何社会,绝对的公平都不存在,社会只能最大限度的追求相对的公平,中国社会也不例外,对于大学投资,建议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去追求相对的公平。
  首先,中国公立大学需要公开财务、预算信息包括学费的确定。美国公立大学的年度财务报表、预算计划等在大学的网站上都是完全公开,比如,我可以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的网站下载到该校的年度报表、预算计划等。从这些报表中,我可以得到非常详细的信息,包括大学从联邦政府获得多少资助、州政府给了多少钱、各项捐赠、学费收入等等,还有支出的项目,包括教授们要涨多少工资、校长、系主任们都发多少工资,各项研究项目都要花多少钱,具体到实验室的开销,等等,预算计划共有300页左右。这样的公开的财务数据帮助州民了解学校怎样开销,也了解到学杂费的标准是怎样确定,同时也给大学的捐赠者一个交代。如果我对其中的信息有疑问,我可以向大学咨询,也可以反映到州政府和我所在区的州议员。此外,对于公立大学的财务、预算等管理,州里都有法律规定的公开程序。
  我在北京大学的网站上一点点的财务信息都找不到,我不知道,中国公民是否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获得北大的年度报表、预算计划等,如果中国公民不能获得北大的财务信息,公众怎么知道学杂费的标准是怎样确定的,更不知道北大是怎样花掉每年从国家获得的巨额资金。北大是中国的公立大学,需要公开自己的年度报告和预算计划,接受公民的监督。此外,在学费是否要上涨以前,北大等中国大学需要做的是公开重要的财务信息,对投入和支出做出详细的解释,那样,也才能够鼓励私人包括校友对大学的捐赠。其实,在我看来,与美国公立大学的学费相比,也许中国公立大学的学费不仅不应该上涨,而且还可能需要下调。
  其次,对于穷学生的帮助,可以有几个方面更公平的来源,一是大学可以用国家的资助设立对穷学生的助学金;二是大学可以用私人的捐款设立助学金,在就是让富人、校友主动帮助穷人家庭,而不是通过多收富人家庭的学费那样的“强夺”去资助穷人家庭;三是对穷人提供国家担保的学生贷款,即商业银行向学生提供贷款,政府可以补贴一部分利息,并提供担保,从而提高商业银行的贷款积极性,同时,学生也对自己大学教育投资承担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督促学生毕业后去创造财富。
  总之,中国公立大学的学费不能随意上涨,更不应该以“用提高学费救济穷人”的理由去上涨,那听起来崇高的动机却是要造成新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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